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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法治反腐的实践路径与理论创新高端论坛第一单元简报


黄明儒教授作为主持人推进本次会议流程。

吴健雄教授报告主题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反腐败科学要义》。反腐败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建立公共权力依法规范体系。吴教授从三个方面切入讲解:

(一)只有坚持党对反腐败的统一领导,才能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方针策略和工作机制,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腐败决策部署;才能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反腐败分子,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才能从严抓党风、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党员干部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和不正之风的侵蚀;才能按照反腐败斗争的规律办事,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全党全社会的力量反对腐败。

(二)要自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中国共产党人政治观和权力观的核心,就是坚持“权为民所赋”和“权为民所用”相统一,为党和国家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理论支撑和根本指导,推动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内容贯通、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形式对接、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机制协调,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自觉接受监督意识,真正做到把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结合起来。人民是力量源泉,对于贪官要发现一个铲除一个,是对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的最好彰显。

(三)坚持党的领导的首要依据,就是不断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水平,彰显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法治精神。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进行反腐败斗争。“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彰显纪律法律面前无特权、无例外,表明了不论大官小官都应该依法严惩,体现了反腐败的法治逻辑。用宪法法治法规约束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体现了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实现依规治党依法治国的有效结合,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加强对权力监督制约,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永远为人民谋利益,从而揭示了廉洁政治建设的核心要义,深化和拓展了反腐败任务的宏伟目标。

周振杰教授的报告主题为《企业贿赂犯罪预防的路径选择》。周教授根据实证研究探索企业贿赂犯罪的特点,认为目前其呈现数额高、重罚金、长期性、组织性、国际性等情况。例如处罚金的问题,目前免罚情况很高,被判处刑罚的很少;就行贿形式而言,行贿持续时间很长,大多是长时间多次行贿,并且是向同一个对象多次行贿,且部分还是跨国完成。上述情况给查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如对于很多企业内部有组织实行的贿赂犯罪,存在搜集证据难且证明难、时间过长的问题,尤其是跨国案件。

对该问题而言,周教授提及目前惩治企业贿赂犯罪有冲突模式与合作模式两种模式解决。就我国而言,面对企业贿赂犯罪问题的新问题新特点,有效制裁预防离不开企业本身的努力。企业有效地治理内部贿赂行为,会减轻外部治理压力。像一带一路国家,大多都是采纳企业合作制的国家进行自身的组织与管理。所以,企业的发展要落实严格依法依规的要求,才是完善合作制改革的有力保障。

刘学敏教授报告主题为《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刘教授指出在当前背景下进行企业合规从宽制度改革,我国出现了双不起诉模式,企业与责任人和高管绑定在一起,但目前立法上没有详细的规定,没有有效性的法律体系,面对合规改革,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要从源问题进行思考。

首先要解决企业合规的制度边界问题,解决企业治理和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关系。对行政人的责任以前是由国家进行,现在转让给企业,说到底还是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只是国家介入了,国家介入的度是一个要思考的问题。

其次与刑事法的结合,司法权能否绕开行政权,直接对企业和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评价。如何定位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和属性功能,以及两权之间的界限。

最后就是经济自由和权利保障的问题,如何保证员工的诉讼权利,如何与劳动法进行配合,并且不得强迫员工自证其罪,这些冲突如何解决。

黄晓辉教授的报告主题为《新时代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机理》。黄教授首先提出问题:反腐败斗争要如何深入发展?仅仅把腐败分子震慑住了,但官员变得畏手畏脚。黄教授认为反腐败斗争要有正面效应,一方面反腐败斗争要取得成效,另一方面干部要承担责任干实事,要担当作为。反腐的同时要完善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所以,反腐败斗争的眼光要放长远,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得思考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问题。

(一)重要意义:面向新时代,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砥砺奋进的迫切需要;顺应新形势,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的内在要求;落实新要求,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紧迫任务;聚焦新问题,解决干部不担当不作为问题的核心举措。

(二)构成要素:激励主体应为各级各部门单位的党组织,激励客体为党和国家的各级各类的干部,激励目标为促使干部担当作为、干事成事,激励手段为综合运用物质、精神、政治等手段。

(三)运行机理:“激励手段”激发“担当作为需要”;“担当作为需要”引发“担当作为动机”;“担当作为动机”促成“担当作为行为”;“担当作为行为”受到激励又产生新的“担当作为需要”,开始了新的一轮循环。如此循环往复,维持着“干部激励机制”的活力,维护着“干部担当作为”的积极性,推动着党和国家事业的持续发展。

彭江辉教授的报告主题为《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背景下职务犯罪立案管辖制度的反思与重构》。彭教授指出在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单位主体作为监察对象尚未有立法明确,单位职务犯罪的立案管辖原则未有专门规定,即程序上的冲突如何解决,如何行刑衔接,如何构建衔接机制。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单位职务犯罪立案管辖制度的现状反思。(1)“公职单位”监察缺位。(2)单位职务犯罪立案管辖原则缺乏专门性规定。(3)以自然人职务犯罪立案管辖原则替代单位职务犯罪立案管辖原则。

第二,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背景下单位犯罪归责原则的新发展。(1)单位犯罪的系统性分类。(2)单位意志和自然人意志相分离的归责原则。(3)单位和自然人刑事责任的有效分割。

第三,单位职务犯罪立案管辖原则的重新确立:(1)将“公职单位”列入监察对象。(2)单位职务犯罪两管辖原则的确立,包括确立单位职务犯罪立案管辖的一般原则、建立单位职务犯罪的交叉管辖模式。(3)完善单位职务犯罪管辖制度的监检衔接,例如级别管辖、地域管辖、单位职务犯罪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监检衔接。

胡之芳教授报告主题为《职务犯罪追究模式的探究》。胡教授从三个方面阐述监察体制改革下的职务犯罪追究模式问题:

(一)职务犯罪追究模式的发展变化。(1)从侦查—公诉到侦查—公诉与调查—侦查模式并存。(2)从针对犯罪的单一侦查模式到涵盖违法违纪犯罪的混合调查模式。(3)从对席审判到以对席审判为原则、以缺席审判为例外的模式,目前很多国家都有缺席审判,反腐败公约规定要追回海外财产要先定罪,所以缺席审判是必要的。(4)从犯罪追究程序的全程检察监督到监察调查不受检察监督。监察委员会经受各方面监督,不受检察监督。

(二)现行职务犯罪追究模式存在的问题:(1)双模式并存的困扰。(2)比例原则失灵。(3)监察调查与刑事程序衔接不畅,存在调查中心主义趋势。

(三)职务犯罪追究模式的完善:(1)一元启动追究模式。(2)监察调查的双轨制。(3)增强职务犯罪追究模式的体系性(检察提前介入检察调查等)。(4)细化完善职务犯罪案件调查程序及权利保障机制。

在以上六位教授汇报完毕后,与谈人杨开湘教授与蒋兰香教授对六位教授的汇报主题进行了综合性的观点阐述。

杨开湘教授提出,首先涉及企业合规的阐释,教授们的观点都比较新颖。

其次结合新时代,新时代虽然是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但要从十八大的视角去观察。杨教授认为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是密切结合的,我们今天从《监察法实施条例》和《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都能看出,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才能做好新时代党的政法工作。所以今天我们的法律研究,尤其涉及到法治反腐败时和之前的规范研究还是有区别的。比如2021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中规定,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执纪执法贯通、有效衔接司法,实现依纪监督和依法监察、适用纪律和适用法律有机融合。其中的内容非常细致。程序设置远远超出现实中发生的问题,所以程序法也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最后是从十八大以来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到后来改为司法改革委员会,其特点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到我们学者的研究,不论是监察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以及企业合规的改革都是法治方面的热点,都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特点。所有这些改革都是中央改革领导小组和委员会顶层设计自上而下推行,试点先行,总结经验,全面推开。目前合规问题经过几轮试点,根据最高检的统计数据有3000多个企业合规案件非常成功,还形成了企业合规的指导案例、典型案例。这方面对在场的学者和同学们学习可能有帮助。法治反腐和监察体制改革是连在一起的,监察体制改革推行到现在是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们今天所谈到的、所看到的问题都需要结合理论、实践和规范研究进一步推行、深入,成为中国特色反腐的新经验,并为其奠定基础。

蒋兰香教授认为:第一、合规与反腐是相联系的,企业不合规就是企业腐败,所以要进行企业合规,这就是反腐。蒋教授的观点是企业合规类似于自然人犯罪以后,对其犯罪前(是否遵纪守法)的一贯表现进行评价并据此作出处理。

第二、企业合规有着两个层面的结构,第一层是基层层面,即企业内部的治理问题,只有企业内部一贯的遵纪守法,才能上升到第二个层面——国家层面。国家层面是指对企业一直以来遵纪守法的表现进行一个积极性的评价,并在其犯罪后据此对其作宽大处理——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或者暂缓执行。

第三、关于企业合规,以下问题借得商榷:

一是如何破除法律障碍的问题。检察机关在法律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开启了合规从轻处罚或者不起诉的先河,这种做法的法律依据何在?下一步要如何从法律层面进行弥补这种不足?因为司法机关如果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自己创制出一套新的制度,是否会有一种不依法办事的感觉?二是合规的精准评价问题。目前检察机关的做法是在企业犯罪以后,对其犯罪后的行为进行评价,即作出一个合规承诺,并对其承诺是否履行进行评价,据此作出从宽处理的决定。但是,合规制度设立的初衷应当是一种事前评价,比如美国、英国等国家,只有在该企业一直合规的情况下,才对其犯罪作出宽大处理,我国的做法与外国的做法有相冲突之嫌。

三是企业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系问题。所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既然已经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那么刑事合规制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因此,企业合规制度的必要性值得继续探讨。将教授认为二者还是有所区别的,从适用对象上看,认罪认罚制度所针对的是自然人,而合规制度针对的是企业。在此情况下,如果把合规制度纳入认罪认罚体系下,无论是从制度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是不够准确的。

四是合规激励机制的系统化问题。目前,合规问题的办案机关主要是检察机关,那么,公安机关、法院等是否能够作为企业合规宽缓处罚的主体之一?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法院在审判阶段是否也可以采取企业合规轻缓化处置的措施?企业合规是否应当适用于整个诉讼流程。

五是企业责任与个人责任的切割问题。因为在企业合规的情况下,企业很有可能会将责任推脱给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企业责任与个人责任进行切割?

最后蒋教授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毕竟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是不同的,我国是否有必要学习国外制度,制定一部单位犯罪制裁法,把单位犯罪的法律规定从自然人犯罪中剥离出来?目前我国关于单位犯罪的法律规定过于简单,但是单位犯罪无论是主观层面、客观层面,还是其承担责任的方式,都是与个人犯罪完全不同的。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将二者纳入同样的法律规定当中,就会出现司法实践中的一些难题。因此,我国是否有必要学习国外立法,制定单独的单位犯罪制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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